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山西运城举行！为什么是西阴？为什么是运城？

▲开幕式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薛松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炜、山西省副省长徐朝锋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本届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山西省人民政府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运城市文物局、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运城市考古队承办。山西博物院、运城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夏县文化和旅游局、襄汾县文化和旅游局协办。

▲开幕式现场

在主题发言环节，六位学者先后登台，从不同维度勾勒中国考古学的当下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施劲松以“文明探源与文明互鉴”为题，梳理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进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媛的发言“从西阴百年看中国考古学发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分享了“新时代山西考古的实践与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首席专家）董新林回顾“中国科技考古历程与展望”，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键讲述“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与展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则以“赓续百年学脉、共筑教育新局”为题，探讨考古人才培养的转型方向。

大会期间，来自中国考古学会新旧石器、夏商、两周、秦汉、三国至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公众考古、边疆、宗教、古代城市、动植物、水下、环境、数字等28个考古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将推出570余场精彩报告，重点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相关重要遗址的最新重大发现、前沿研究成果，及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等，促进中国考古学各分支领域的深入交流。

1926年10月，中国学者调查发现并首次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李济在次年发表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专业考古报告之一，其中记录的“三点记载法”“层叠法”等田野考古方法沿用至今。大会期间，同步举办了“第六届西阴论坛——纪念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组织参会代表围绕百年西阴与中国考古学、晋南与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等内容进行学术交流。

▲“第六届西阴论坛——纪念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场

大会还面向当地公众，配套举办了22场公共考古讲座，邀请考古学界各学科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讲授考古学知识，传播中华文明的灿烂成果，引导社会大众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考古学大会是中国考古学界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规格最高的国际性高端学术会议。大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自2016年起每2—3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召开4届，分别在河南郑州、四川成都、河南三门峡、陕西西安举行。大会旨在全面展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现状和成果，促进考古学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全面发展。

文 / 田建文  图 / 李光谟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从1926年10月15日到12月初，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开辟了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先河。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说起这件事的缘起：“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所以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1926年2月5日至3月26日，他们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先期进行了50天的考古调查工作。3月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和地质学家袁复礼

在晋南汾河流域所作的考古调查

“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动机。”

1926年2月13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李济和袁复礼二人对介休县新兵和警察86人进行了人体测量，“趁旧历新年之际，我们观光了介休城，并对当地居民作了一些人体测量。看来，他们很像是一群异种系的人。我看到一些人，他们的连鬓胡堪与一般的亚美尼亚人相媲美；我也看到一些长着纯黄色胡髭的人。这个县最常见的一种体质形态是圆头长面型，即体质人类学上所谓不协调型。可是，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使我惊奇，因为长颅的和短颅的人在这里都能见到。很可能这两种主要类型的混合导致了上述这种不协调型的出现。”

▲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1893~1987年），

我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先驱。

原来，他们是1926年2月5日动身来山西的，2月7日到太原，8日买东西、办手续，9日离开太原，12日到达介休。15日到绵山，23日过夏门村到霍州，25日抵达临汾。27日去仙洞（沟），28日，李济考察石灰岩洞穴，袁复礼调查煤田。3月1日晚，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觉得李济“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前进的路标。”3月2日，去尧陵（神林）。

3月3日，“早晨我们工作了近两个小时，上午10点钟离开了这位伟大君王长眠之地，午后抵达浮山县。4日我们没有往前走多少路。地是湿的，而且有许多陡峭的上下坡路。我们总共走了大约6哩路，在响水河住下。这一天，在一个下倾的黄土斜坡上，我采集到第一片古朴风格的红色陶片。

第二天（3月5日）我们动身很早，地还是湿的。我们走的那条路是在黄土峭壁之间的谷里。这样的道路便于观察暴露在外面的黄土层。看到红色陶片是很鼓舞人的，这使我一路上都在仔细看。在我们从响水河启程后不久，我开始看到有周代和汉代的灰陶片。突然间，我认出枯萎的湿草中有一块黑色花纹的红色陶片。接着，当我们去探溯来源时，这类的陶片就一块接一块地映入眼帘。这是一个大约10呎高的黄土堆积，在大路的一边为一个垂直的陡峭面，上部顶面呈扁平的层理。这块土地属李氏兄弟所有。他们很殷勤地接待我，并用锄帮助我搜集暴露在他们这块土墩表面的彩陶碎片。我离开他们时，他们非常乐意在那个发现陶片的土堆旁拍张照片。这就是在山西南部找到的第一个仰韶期遗址。这一天剩下的旅程是很令人快慰的，下午4时我们到达翼城县。”

交头河收集的陶片，“总数为127片。其中42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20片是有边的：1片带宽边；13片带平边。彩用黑色，底色从浅棕到深棕。图案有下列形状：三个凹边的三角形以及两个凹边和一个直边或凸边的三角形；直线；初月形；大圆点；格子线；铁十字形；中间带圆点的平行线。85片不带彩的陶片中，21片灰色的带有平行线、格子线或不定向的刻纹，暗紫色；60片有着与上述带彩陶片相同的底色，其中17片有线条刻纹，1片带有凸纹，42片是平的。除这些碎片外，还有两块制作精细的黑色石环碎片和一小条人的尺骨碎片。”

今天看来，它们均属西阴文化。

3月6日至11日，李济和袁复礼在翼城、曲沃、新绛活动。

从翼城到曲沃后，他们要去绛州（今新绛）观光，“看一看这里各式各样的古董铺子。我想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带出土的古物的种类获得一些概念。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这样，在绛州的一整天只不过使我确信：就真正的考古工作来说，从这些人那里是得不到什么帮助的。”

从曲沃去绛州，侯马镇成为必经之地。李济一行去时走的是侯马镇北边的一条大道，回时走的是南边山间的一条小路，与现在人们熟知的侯马晋国遗址，擦肩而过。

2006年出版的《侯马市志》介绍，“明、清时期，境内有大道三条：一条是从曲沃县治西南入境，经凤城、林城、乔村、秦村、侯马镇至隘口出境，入闻喜县城，境内长25公里；一条是从曲沃县治西入境，经东城、西赵、东庄、北西庄、辛店、台神至张王出境，入新绛（绛州）县城，境内长22.5公里……”看来他们走的是第二条大道。今天过境的108国道侯马段，是在1921年的路基上扩建的，从曲沃县治西入境，经凤城、乔村、入侯马市区，然后经宋郭、白店、高村、张王出境至新绛，可能是当时路不好走，他们就放弃了。

而26年后的1952年，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崔斗辰就是在白店发现的东周古文化遗址，引起考古界对侯马的关注，不久就确认了侯马晋国遗址。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说：“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1926年3月24日我和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在寻访夏代皇帝陵墓的途中发现的”。

1926年12日他们离开曲沃，用了四天的时间在中条山里考察、穿行，17日到运城，18日到安邑，19日寻访舜帝陵墓，20日安邑县（1958年并入运城县，1983年改县设市）陈县长请他们吃饭、看博物馆，21日他们离开运城。

3月22日到达夏县，调查夏朝的王都和传说中许多大臣的陵墓，3月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用李济先生的话来说：“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介绍：“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叫作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1926年春，

李济和袁复礼首次发现西阴遗址所在的灰土岭断崖

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给李光谟先生的信中说，西阴村发掘结束后，李济和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研究院，1927年元月十日，为他们举行欢迎会，参加者有梁启超、王国维、梅贻琦、陈寅恪、赵元任等。在会上，袁复礼先生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

而李济不只一次地讲：“第一个看到它（西阴遗址）的是袁先生！”

1926年3月25和26日他们去考察安邑县北部的三路里等三处造像碑，26日二人各奔东西，袁复礼去完成地质考察任务，李济到稷山翟店镇小宁村兴化寺看完元代壁画后，踏上返回北京的路程。

1926年李济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月薪400银圆。经商定，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发掘，清华研究院组织力量，美国弗利尔艺术馆提供经费，报告用中、英文发表，文物归中国，等等。

“发掘地点在灰土岭……灰土岭的南边壁立，突出于邻地约三四公尺。这种地势宜于‘披葱式’的挖掘，所以我就决定了采取这个方法。挖掘时间由十月十五日起直到十二月初；中间因为下雨停了五天的工。所挖的地点靠着一条斜坡路，所以掘出来的土很便于向下移动。这个坑是分八‘方’辟出来的。”

▲1926年发掘的西阴遗址剖面图

（袁复礼/绘）

“披葱式”就是现今考古仍在用的“剥洋葱”的发掘方式。

这次的发掘收获，收入了1927年李济先生发表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

西阴村发掘遗物，连其他用品，共装了76箱，每箱重40公斤左右。出于对这些陶片作统计学研究和研究陶片致碎性质两方面的考虑，李济他们决定将其全部运往北京。

▲考察队伍离开太原时的情形，雇了骡车运送标本。

左图立者为袁复礼先生，右图坐车上者为李济先生。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南同蒲铁路还没有修建（1933~1935年修建），正太铁路“运行极不准点又不经常”，他们挑了五六十匹骡子和马，驾着九辆大车，走了九天，行程800里，来到正太线的西端——榆次火车站，押车的他们穿着古怪，被拦住要求进行查验。当检查人员看到一箱、又一箱的陶片时，觉得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荒唐滑稽，似乎不太“正常”，就放他们过去了。

这也是我们现在提起来就发笑的一段小插曲，实际上正反映了那时的中国，考古学还为一般人所不知的事实。

1994年10月12日至11月28日，为了纪念“西阴村遗址发掘七十周年和李济先生诞辰100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对西阴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工作期间，我们不时地向上了年纪的村民了解当年发掘的一些情况。1926年发掘地点在村北公路东侧，上世纪80年代村民盖房时将断崖破坏，村中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对当时的发掘地点、情景记忆犹新，提及‘李博士’、‘袁先生’，仍充满崇敬之情。1962年竖立的省级文物保护标志就位于其北92米处（注，西阴遗址在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的发掘成果以《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发表。

▲西阴遗址在1962年

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6年的发掘发现了最早的蚕茧。这使人们认识到，此地传说的黄帝妃子嫘祖，教妇女养蚕、缫丝、织帛，以及后来“嫘祖养蚕”的故事，于史有据。上世纪80年代，村里请省里的艺术家设计了“嫘祖”泥塑，嫘祖庙建在村西南的关帝庙里，而把关帝请到了土地庙里。直到现在，运城市推出的历史人物中，“嫘祖养蚕”同“黄帝战蚩尤”、“后稷稼穑”、“舜耕历山”、“禹凿龙门”等并列，一起名扬天下，教育后人。半个蚕茧，可说是造福一方文化精神。

李济先生是做人类学研究的，袁复礼先生是地质学家。李济说：“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他的实际赞助惠益这个团队是极深的。我又得过下列三位专门的帮助：葛利普教授考订各贝壳的种类；李学清先生化验绿松石及各种燧石作的箭头；刘崇乐教授考验蚕壳；并此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