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代利纳号沉船出水的异国风中国瓷器为切入点，推断这些器物的原型、生产地、消费者及用途，继而探讨这些异国风瓷器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球生命史，由此管窥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海外贸易变迁的历史图景。研究表明，这些异国风中国瓷器的原型主要为伊斯兰地区金属器等，生产地为景德镇民窑，消费者集中在东南亚、中东及西亚地区，用途涵盖了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甚为发达的走私贸易环境和穆斯林商人构建的发达、顺畅的海上贸易线路，促进了瓷器对外贸易持续发展。
明代利纳号沉船出水异国风中国瓷器研究*
——兼论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海外贸易的变迁
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是中国瓷器贸易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朝贡贸易”衰退，私人海上贸易兴起，瓷器输出的主要渠道发生了改变；贸易瓷器的主要品种也由龙泉窑青瓷转变为景德镇窑青花瓷；在西方国家相继到达东亚海域之前，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与东南亚的伊斯兰势力主导着瓷器贸易，从这一时期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看，无论造型还是纹饰都呈现出浓郁的伊斯兰风格。东南亚海域发现有多艘该时期沉船，其中利纳号沉船资料刊布较为完善，出水诸多异国风格的器物，这些产自中国的瓷器，因具有异域的造型或装饰而区别于普通中国瓷器，或因主要流通于海外，而少见于国内市场。当前学界对这批异国风瓷器关注较少，对其背后所反映的贸易变迁也较少探讨。
本文以利纳号沉船出水的异国风中国瓷器为切入点，以东南亚其他沉船、遗址出土文物和海外传世品为补证材料，推断这些异国风中国瓷器的原型、生产地、消费者及用途，继而探讨这些异国风瓷器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球生命史，由此管窥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中国海外贸易变迁的历史图景。
利纳号沉船（Lena Shoal Junk），又称利纳浅滩号沉船、丽娜号沉船、里纳礁沉船，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北部卡拉依特（Calauit），时代约为明弘治年间，即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1997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与远东航海考古基金会（FEFNA）合作，对利纳号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从船体结构上来看，该船属于中国商船，原始长度约为24米，载重量约为100吨。
沉船共计出水7000多件器物，陶瓷器包括产自中国江西景德镇窑的青花（占出水陶瓷的69.2%）、白釉（0.6%）、蓝釉（0.1%）、釉上彩（0.1%）、珐华彩（0.2%）瓷，浙江龙泉窑青瓷（2.2%），广东或福建的仿龙泉青瓷（0.5%）及陶罐（0.2%）等，产自泰国宋加洛窑（24.4%）、越南朱豆窑（2.0%）、菲律宾窑口（0.4%）、缅甸窑口（0.1%）的高温贸易陶瓷，此外还有象牙、锡锭、玻璃珠、铜手镯、锣和有机材料。在船货中，中国景德镇窑青花瓷已成为最主要的贸易产品，其他器物仅占少数。
通过分析利纳号沉船出水的异域风格的中国瓷器，并将其与海内外出土、传世的陶瓷器、金属器、绘画材料等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厘清这些异国风瓷器的原型、产地、消费者以及用途等。以下将这些异国风瓷器分为典型的异国风格中国瓷器及异国定制的中国瓷器两大类加以讨论。
（一）典型的异国风格中国瓷器
1. 青花直口折沿圆柱颈圆腹执壶
直口，折沿，圆柱颈，颈中部有一周凸棱，上腹略鼓，下腹斜收至足，隐圈足。一侧有弯曲呈耳形的扁执柄。一侧有长流，与颈部中央以一“S”形钮相接〔图一：1〕。这类执壶属于利纳号沉船出水的一类较为特殊的船货，数量并不丰富，图录刊布的资料有四件。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Topkapi Saray Museum），叙利亚，伊朗阿德比尔神庙（Ardebil Sharine）及瑞士鲍尔基金会（Baur Foundation）均发现有同类器物，器形基本相似，差异一般体现在颈部及下腹部，颈部非圆柱状无凸棱或下腹较直〔图一：2〕。除以上这类隐圈足执壶外，阿德比尔神庙和菲律宾本土还见有一类上半部分器形相同，带圈足的执壶〔图一：3〕。
该执壶整体上与伊斯兰地区13世纪黄铜及陶执壶相似。如美国达拉斯艺术博物馆藏伊拉克摩苏尔（Mosul）地区1242－1243年制作的金属执壶，颈部大体呈圆柱形，曲流，丰肩〔图一：4〕。伊朗卡尚（Kashan）地区生产的13世纪孔雀蓝釉青花执壶，也与其溜肩微折、腹部较直、隐圈足等特点相似〔图一：5〕。土耳其伊兹尼克（Iznik）16世纪初还生产有一类执壶，整体器形较为低矮，但也是直口折沿、颈部有凸棱、圆形腹〔图一：6〕，尽管伊兹尼克陶执壶也可能是受输入该地的中国陶瓷影响，但其从一个侧面表明，这类器形13－16世纪在伊斯兰地区广泛流行。
图一 直口折沿圆柱颈圆腹执壶
1. 青花执壶 利纳号沉船出水
2. 青花执壶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
3. 青花执壶 伊朗阿德比尔神庙藏
4. 伊拉克摩苏尔13世纪黄铜执壶（1242－1243年）美国达拉斯艺术博物馆藏
5. 伊朗卡尚13世纪孔雀蓝釉青花执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6. 土耳其伊兹尼克青花执壶（1510年） 大英博物馆藏
穆斯林宴饮进餐时有净手的习惯，这种执壶可能是洗手的器具，而可见的图像材料中的执壶能与该类器物对比的不多，且多用作盛装水、酒等液体的日常饮具或水具，此类执壶也不排除有这些用途。
2. 青花宽口束颈瓶
宽口微侈，束颈，口颈结合似漏斗形，球状腹，圈足。口内部有筛状花瓣形四孔〔图二：1〕。这类瓶在利纳号沉船中发现较少，已知三件。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有一件器形纹饰基本相同，但口内部仅一个花瓣形孔的束颈瓶〔图二：2〕。
一般认为这类青花宽口束颈瓶的原型为金属器。笔者认为其器形与伊朗12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生产的陶瓶也很相似，这类陶瓶大多为漏斗形口，束细颈，球状腹，圈足，釉色及装饰多样，目前可见有白釉刻花、孔雀蓝釉刻花、深蓝釉印花、拉斯特彩绘、米纳伊绿松石地彩绘描金、釉下青花等装饰〔图二：3〕。
中国早在元代就已经开始有模仿伊斯兰地区这类陶瓶或金属瓶的瓷器生产，菲律宾发现有14世纪元代景德镇窑青花宽口束颈瓶。且这类器形在16－18世纪还持续生产，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见有奥斯曼帝国金属改装的16世纪中期景德镇窑青花宽口束颈瓶，口内部有筛状花瓣形多孔金属构件〔图二：4〕。
图二 宽口束颈瓶
1. 青花瓶 利纳号沉船出水
2. 青花瓶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
3. 13世纪伊朗米纳伊绿松石地彩绘描金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4. 16世纪中期青花瓶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
一般认为这种瓶是葡萄酒瓶，宽口设计具有漏斗功能，便于把液体倒入瓶中，束颈使液体流出较慢，且倒出液体时不易洒出，在气候干燥的西亚中东地区，易倒入不易流出可节水，且筛状滤孔设计可防止昆虫、灰尘掉入瓶中。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幅1630年的伊斯兰细密画《登上王位的古什塔斯普（Gushtasp）》，图中有三件金属材质的漏斗形口束颈瓶，腹部呈瓜棱状，与菲律宾发现14世纪景德镇窑青花宽口束颈瓶的腹部相似，右侧画面身着深绿色长衣的侍者手执金属瓶及杯，准备为王倒酒，由此可见这类瓶在王室中的使用情况〔图三〕。
图三 《登上王位的古什塔斯普（Gushtasp）》1630年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
3. 青花笔盒
长椭圆形，带平顶盖，子母口，直腹，平底。通体青花装饰。根据内部空间分格可分为两种形制。第一类内部可分为三格，分别为长“D”形、圆形和椭圆形，分格横板低于盒口。利纳号沉船仅出水三件〔图四：1〕，景德镇明代御器厂在永乐宣德时期均生产有同类的笔盒；第二类内部可分为四格，分别为“D”形、两个并列圆形和椭圆形（前方有一如意形镂空），分格横板与盒口持平。利纳号沉船发现一件〔图四：2〕，圣克鲁兹号沉船，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本土均发现多件与其器形纹饰相似的笔盒。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有一件器形相同的笔盒，较为特殊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6世纪晚期用金线及宝石对其进行了镶嵌〔图四：3〕。
椭圆形金属笔盒在13世纪初就已经流行于伊斯兰地区，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一件伊朗或阿富汗阿拉伯文黄铜笔盒，据铭文可知，其生产年代为1210年〔图四：4〕。这种金属笔盒在伊斯兰地区流行的时间很长，14－15世纪还有大量生产，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制作有一类通体镶嵌乌木、黄金、绿松石、红宝石、珍珠、贝母的长椭圆形笔盒〔图四：5〕，直到现在伊朗还会制作用金属、木材和兽骨等材料镶嵌的笔盒。此外，中国瓷质笔盒的输入也影响了伊斯兰地区笔盒的生产，伊斯兰地区主要使用黄铜、木、银、象牙等制作笔盒，但中国瓷器输入以后，16世纪早期土耳其伊兹尼克地区开始模仿中国使用陶瓷制作熔块胎陶质青花笔盒〔图四：6〕。
图四 笔盒
1. 青花笔盒 利纳号沉船出水
2. 青花笔盒 利纳号沉船出水
3. 镶嵌黄金宝石青花笔盒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
4. 伊朗或阿富汗13世纪初黄铜笔盒（1210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5. 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早期镶嵌黄金珠宝黄铜笔盒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
6. 土耳其伊兹尼克16世纪早期陶质青花笔盒 大英博物馆藏
13世纪初，伊斯兰艺术家们大力发展了书籍插图艺术，在其帝国的传统疆域内以巴格达为中心，包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的开罗和伊朗的设拉子出现了一个相对较繁荣的细密画插图本制作小高潮。所以此时期这些地区开始生产大量的金属笔盒就不难理解了。
4. 青花椭圆形盖盒
整体为椭圆形。带平顶盖，盖为子口；盒身为母口，直口，短颈，深椭圆形腹，圈足；内置一折沿下凹的浅盘，将盒内部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图五：1〕。图录刊布的椭圆形盒及内部小盘共计十件。圣克鲁兹号沉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本土均发现有类似器形。此外，叙利亚大马士革发现一类器形有所差异的椭圆形盖盒，盒盖为平顶圆腹子口，盒身腹较浅，盖与盒身高度相近，这种器形的盖盒也发现于黎巴嫩贝鲁特。
利纳号沉船出水椭圆形盒器形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叙利亚15世纪嵌银阿拉伯文黄铜椭圆形盖盒相似，该器物盒盖与盒身前面有银卡扣可扣合，背后以银合页相连〔图五：2〕。此外，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也藏有一件15世纪叙利亚镀锡铜饭盒〔图五：3〕，与上述叙利亚大马士革发现的青花椭圆形盒形制更为相似。马文宽先生对后一类伊斯兰金属套装盒进行过详细介绍，这类盒在西方已著录20多件，制作时代多在1460－1500年，可能是用作饭盒或储存食物，优点是分格设计可以把主食与副食分开，便于提取和携带。而利纳号沉船出水的这类盖盒，常储存有较为珍稀的物品如红漆梳、红漆盒、玻璃珠、香料等，有一些盒被特别打包后单独储存起来，可能是作为礼品送给某位重要人物。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的婚礼庆典上也可见银质的椭圆形盖盒、军持、鸳鸯形水注组合出现，这类饭盒在消费地可能是重要的庆典用具。
图五 椭圆形盖盒
1. 青花椭圆形盒 利纳号沉船出水
2. 叙利亚15世纪嵌银阿拉伯文黄铜椭圆形盖盒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3. 叙利亚15世纪镀锡铜饭盒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二）异国定制的中国瓷器
利纳号沉船出水的瓷器，除了以上这些比较典型的模仿伊斯兰金属器或陶瓷器的中国瓷器外，还有一些较早就在中国开始生产，但在国内市场较少发现，主要流通于海外，具有异域色彩，可能是异国专门定制的瓷器。
1. 青花军持
盘口，束直颈，鼓腹，腹上有一锥形流，平底〔图六：1〕。中国生产的青花军持在利纳号沉船中仅发现一件。弘治时期锥形流军持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及西亚穆斯林聚集地区，如圣克鲁兹号沉船、文莱号沉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等。
军持在中国流行的时间很长，从隋至清代均有生产，但在南宋时期其形制与使用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顶部的小口变为大敞口，细颈变为粗颈，腹部由长圆变为扁圆，流也变为常见壶流状。明代洪武时期军持继承南宋以来的矮粗外形，颈、口部延续南宋之前的传统样式发展，有所缩短〔图六：2〕。明弘治时期，即利纳号沉船发现的军持，颈部较明洪武时期军持变长，流为锥形流或短流，流口多呈乳状。泰国在15世纪早期及16世纪中期分别生产有与明洪武釉里红短颈军持及弘治青花军持器形相同的红陶军持，越南在15世纪晚期16世纪早期生产有相似的青花缠枝花卉纹军持，由此可见这类器物在东南亚地区的流行，及对同时期东南亚陶瓷手工业的直接影响。
图六 军持
1. 缠枝莲纹青花军持 利纳号沉船出水
2. 明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军持 故宫博物院藏
军持在南宋以后成为了外销瓷的一个特殊品种，大量见于东南亚，使用者既有佛教徒也有穆斯林，主要是用作水器，用于净手或饮水。也发现有东南亚地区使用军持作为饮水器的图像材料〔图七〕。
图七 东南亚作为饮水器的军持
2. 青花（五彩）鸳鸯水注
鸳鸯水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青花连体鸳鸯形，鸳鸯头嘴相对或呈亲吻姿态相连，背部开口，带宝珠钮器盖〔图八：1〕；第二类为青花五彩交颈鸳鸯形，一只鸳鸯昂首向前，一只托颈于其背上，背部莲花形开口，带莲蓬形器盖。以青花五彩装饰〔图八：2〕。图录刊布的资料已知五件，其中青花五彩鸳鸯水注仅一件。此外，荷兰莱瓦顿公主瓷器博物馆（Princesseh of National Ceramics Museum）、瑞士鲍尔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均藏有同类青花鸳鸯水注。据介绍，这类水注多流行于东南亚地区。而东南亚本土既发现有青花鸳鸯水注，也有三彩鸳鸯水注，推测前者可能与利纳号沉船出水器同属明弘治时期景德镇窑瓷器，后者则为福建漳州窑三彩水注，漳州窑三彩鸳鸯水注在明晚期时也大量销往了日本及琉球王国。
鸳鸯在中国是象征美好寓意的水禽，多成对一生为伴，代表婚姻美满。鸳鸯形象也出现在了中国的众多工艺品中，特别是元代“满池娇”即莲池鸳鸯纹成为了常见的装饰图案，在青花瓷上十分流行，明清时期继续流行，景德镇御器厂在明宣德时期还生产有青花鸳鸯形砚滴，与其形态功能都较为相似。鸳鸯形器物何时传入东南亚地区暂时还无法明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元代，随着青花鸳鸯莲池纹瓷器作为一种重要的贸易商品流入东南亚，鸳鸯形象早在元代的时候就已经被东南亚熟知。越南在15世纪也烧造有青花凤凰形及鸳鸯形水注，这类器物可能是越南面向东南亚市场需求烧造的〔图八：3〕，因此在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东南亚于中国定制鸳鸯形的器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八 鸳鸯形水注
1. 青花鸳鸯水注 利纳号沉船出水
2. 青花五彩鸳鸯水注 利纳号沉船出水
3. 越南15世纪青花鸳鸯形水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类器物的功能应是注水用具，背部口为注水口，鸳鸯口部为出水口，中国古代常将研墨时的注水器即砚滴做成动物造型。印度尼西亚南苏拉威西省的婚礼庆典上见有银质的鸳鸯形水注，这类水注可能也作为了婚礼庆典用具，代表了对于婚姻的美好祝福。
3. 青花大盘
利纳号沉船出水的盘可见折沿、敞口与侈口三类，以敞口盘为大宗。其中折沿盘与敞口盘普遍尺寸硕大且纹饰满密，中国国内市场较为少见，推测其可能是专为海外市场生产的器物〔图九〕。大盘是利纳号沉船出水中国瓷器中占比最大的产品，已知出水530件。圣克鲁兹号沉船、文莱号沉船、菲律宾本土、印度尼西亚、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宫（Santos Palace）也发现多件与其器形纹饰相似的大盘。
图九 青花 Y 字形几何地开光仙人乘槎纹盘 利纳号沉船出水
盘为中国传统的器形，但器形硕大的瓷盘是从元代才开始流行的。除器形尺寸上迎合海外需求以外，景德镇窑生产的元代青花瓷大盘不仅体量硕大，装饰也受西亚地区影响颇深，其多层带分割、纹饰满密的布局就受到了西亚陶瓷器及金属器的影响，这类元代青花菱口折沿及圆口折沿大盘也主要销往了东南亚、西亚及中东地区〔图十〕。利纳号沉船出水的器物与元代的菱口折沿及圆口折沿大盘的器形、纹饰布局、纹饰题材十分相似，一方面可能因景德镇窑自元代就有生产大盘的传统，在明代继续生产，另一方面这类产品在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初的中国市场基本不见，说明其可能是景德镇应海外国家定制生产的。这一点从利纳号沉船发现敞口盘的纹饰布局及题材受伊斯兰金属器影响也可以看出，以 Y 字形几何、朵花、云纹为地，布满开光装饰的敞口盘不仅在中国国内市场基本不见，15世纪晚期以前景德镇也很少生产该类装饰的器物，特别是Y字形几何纹是明显不属于中国传统题材的装饰，但这种装饰风格在13世纪以来的伊斯兰金属执壶、烛台、大盘等器物上屡见不鲜，例如法国卢浮宫就藏一件14世纪晚期以Y字形几何纹为地开光装饰的嵌银阿拉伯文黄铜烛台〔图十一〕。
图十 元代青花菱花口折沿卷草地开光落花流水纹盘 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 
图十一 14世纪晚期嵌银阿拉伯文黄铜烛台 法国卢浮宫藏
大盘应该是为伊斯兰国家流行多人共享一盘食物的需求而制造的，阔而浅的盘子便于取食，一般用来盛载炖肉、菜、烩肉饭、生果和甜点。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档案《庆典实录》中就有多人使用敞口大盘分餐的细密画〔图十二〕，印度尼西亚庆典上也见有装满米饭的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大盘〔图十三〕。
图十二 《庆典实录》中摆放着青花敞口大盘
图十三 印度尼西亚发现盛载米饭的龙泉窑青釉及景德镇窑青花大盘
（一）原型
典型的异国风格中国瓷器的原型大多来自伊斯兰金属器和陶瓷器，这些器形13世纪于伊斯兰地区就已经开始流行，最早在14世纪就影响了中国元青花的生产。明初时中国与西域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在陆路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贸易昌盛，海路则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先后七次出海，历时28年，航程远达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东非海岸诸国，直接间接相关的国家有56处，被访问的国家与地区有一半信仰伊斯兰教。通过陆路与海路，中国的陶瓷、丝绸输往伊斯兰地区的同时，也输入了伊斯兰金属、玻璃、陶瓷制品等。因此在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器厂就生产有诸多伊斯兰风格的官窑瓷器，这些明初官窑瓷器如青花笔盒也成为利纳号沉船出水青花笔盒的模仿对象。但利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直口折沿圆柱颈圆腹执壶、椭圆形盖盒、Y 字形几何装饰盘等是15世纪晚期之前景德镇窑也从未生产过的器物，较为可能是模仿当时东南亚、西亚中东地区传入金属器、陶瓷器、玻璃器等制作的。此外利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笔盒连要加装金属扣的孔都预留了（见图四：2），从这些细节推测景德镇的窑工应该可以看到器物的原始模样并清楚其安装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异国风格中国瓷器的器形原型多来自海外，但与稍晚正德时期官窑瓷器上多装饰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及明晚期贸易瓷器上多装饰欧洲纹章不同，该时期很少有伊斯兰风格的装饰题材，主要以中国传统纹饰题材为主，甚至于笔盒上还有梵文等佛教题材，此时景德镇民窑的窑工可能还无法理解这些器物原型上的装饰，或是按照自己熟悉的纹样进行绘制，所以仅模仿出器形，甚至对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也所知甚少。而在景德镇当地购买这些货物的中间商人则不了解这些器物的消费者、用途，可以推测定制这些中国瓷器的人并不能直接与景德镇窑工顺畅沟通，只能通过中间商获得中国瓷器。
这些中间商人不仅带来了需要定制的中国瓷器的原型，也带来了青花钴料。海外青花钴料在元至明早期官窑青花瓷中都曾被大量使用过，到了明中期成化时期，这类青花料已所剩无几，景德镇开始使用国产青花料平等青。但利纳号沉船出水青花瓷器的青花发色较深，积青处有大量的铁锈斑，尽管目前还未能对其进行科技检测，但根据外观可以推测这些弘治时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可能使用了海外的青花钴料。据弘治时期，内府对回回并番使人等进贡货物定价条例来看，这一时期海外进贡的货物既有“大玻璃瓶椀”“小玻璃瓶椀”“玻璃灯瓯”等器皿，还有“回回石青”等青花钴料。由此可知这一时期伊斯兰地区的玻璃器、金属器及青花钴料可能都进入了中国，并对中国瓷器的器形及装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生产地
利纳号沉船出水异国风中国瓷器的生产地均为江西景德镇的民间窑场。明中期以前，生产中国贸易瓷器的主要窑口为浙江龙泉窑。元代及明早期，龙泉青瓷在外销市场中占据绝对性主导地位，影响力很大。但明初以来的海禁政策对中国陶瓷的生产和销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部分龙泉窑的窑工为了生计，将生产转移到管控较松的粤东、闽南地区，以方便进行瓷器的走私贸易，甚至将技术输出到东南亚的泰国、越南一带，其海外的市场份额也逐渐被国内外仿龙泉青瓷所占领。越南、泰国陶瓷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发展空间，所以明初以来东南亚海域沉船上常见东南亚陶瓷与中国陶瓷的组合，这也是东南亚地区在明代初期的用瓷结构。到明代中期，朝贡贸易逐渐减少，而海禁政策仍在延续，东南亚陶瓷在海上贸易的占比更大，利纳号沉船发现的400多件泰国青瓷及28件越南青花瓷也佐证了这一点。
与浙江龙泉窑在明中期走向衰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江西景德镇民窑于宣德末年到正统时期开始生产青花瓷器，并且发展迅速，15世纪中期确立了青花瓷在景德镇窑业中的统治地位，民窑得到了快速发展，生产地点从景德镇镇区和周边地区迅速向镇区集中，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并在明中期，即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早期，民间窑场完成了向镇区的转移，自此以后形成了沿昌江分布的十三里窑场，成为明清窑业生产的核心地区。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是景德镇制瓷手工业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产业的集中与专业化分工的完成促使景德镇窑瓷器的产量和质量大为提高，自此以后景德镇窑产品在国内与海外市场均成为最重要的瓷器产品。
（三）消费者
海外其他区域的传世文物和考古发现中有诸多材料可以与利纳号沉船出水异国风中国瓷器相互印证。这些异国风中国瓷器的主要消费地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中东及西亚地区的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叙利亚，以及欧洲的葡萄牙等地。
与同时期销往世界各地的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对比，这些异国风中国瓷器一般质量较好，器形规整，釉色莹润，青花纹饰绘制细致繁密，尽管是民窑产品，但质量上佳，属于上层社会使用的奢侈品，因此各地发现的器物数量并不多。东南亚地区同时期墓葬、西亚波斯湾地区、东非沿岸及马达加斯加墓葬遗址发现的该时期景德镇窑瓷器多为制作粗糙的产品。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景德镇窑外销瓷器数量要大大少于17世纪环球贸易兴盛时期的规模，在当时的消费地并不是人人都能使用，大部分属于上层阶级，仅有一部分制作粗糙的器物进入了平民的生活。
（四）用途
这些异国风格的中国瓷器在国内基本不见，是专门为海外市场生产的产品，用途也与当地宗教、生活习俗有关。青花直口折沿圆柱颈圆腹执壶既是穆斯林宴饮进餐时洗手的器具，也可能用作盛装水、酒等液体的日常饮具或水具；青花宽口束颈瓶较为可能是葡萄酒瓶；青花笔盒与波斯细密画的制作有关；椭圆形盖盒在沉船运输过程中充当储存器，到达目的地后作为礼品被赠送，收到礼物的人则将其用作饭盒或重要的庆典用具；青花军持则是穆斯林的水器，用于宗教活动中净手或日常饮水；青花（五彩）鸳鸯水注在东南亚地区可能用作婚礼庆典用具，代表了对于婚姻的美好祝福；青花大盘是应伊斯兰国家在庆典时多人共享食物时所用。这些器物涵盖了穆斯林饮食、宗教活动、文化艺术创作、婚礼庆典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常常被视作珍品当做礼物馈赠，在其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元代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规模空前的大帝国，使得东、西方之间地理距离缩短，有了更多联系。其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14世纪中叶以后，元帝国逐渐瓦解，1368年明朝建立，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洪武四年（1371）颁布了“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的海禁政策，此后明早期各朝多颁布禁海令。但这种海禁只是针对民间，并不限制海上的官方往来，明朝致力于建立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朝贡体系将贸易系统与进贡体制结合起来，把中国对外贸易与交往垄断在官方控制下，“朝贡贸易”因此成为明早期中外经济交往的唯一渠道，也成为中国陶瓷外销的主要方式。这种贸易的繁荣在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高峰。
随着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七下西洋活动的终止，通往印度洋的陶瓷之路也随之中断。中亚、西亚等国仍然积极地加入到南海贸易活动中，尽管以“朝贡贸易”名义的活动均失败了，但推测与贡使一同来往中国的穆斯林商人在15世纪中期以后仍然积极地通过海道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此后中亚、西亚等国从海路入贡的记录基本不见，波斯、阿拉伯商人与中国的瓷器贸易多是以东南亚作为中转站进行的。这点从中亚、西亚地区发现的15世纪中后期至16世纪景德镇窑瓷器与东南亚沉船及本土发现的中国瓷器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看出。此外，15世纪后半叶开始，东南亚生产的瓷器开始出现在波斯湾地区的巴林岛、朱尔法港口的市场上，并开始取代中国龙泉窑青瓷器，证明了西亚与东南亚瓷器贸易往来十分密切，因此西亚地区发现的15世纪中后期至16世纪的瓷器可能有一部分是从东南亚转运而来的。
东南亚一方面通过朝贡贸易保持与明朝的官方贸易往来，即使在弘治时期朝贡贸易萎缩、基本没有西洋国家前来的情况下，暹罗、占城却分别四次前来朝贡；另一方面，东南亚也通过琉球的转口贸易获得中国瓷器。琉球在明朝廷力行海禁政策、民间贸易受到制约的背景下，凭借与明朝的良好外交关系，通过朝贡贸易获得了大量中国瓷器。这些瓷器除了在琉球本土消费以外，琉球还将其馈赠或转运到其他国家。琉球的转口贸易也成为明早期及“空白期”中国瓷器输出的重要通道，但琉球的转口贸易随着15世纪中期民间走私贸易的增长，也未能持续下去。
弘治之前，明政府一直遵守洪武时期以来的海禁政策，不断补充并完善相关法令则例，但面对沿海地区走私贸易逐年增多的压力，明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在正德时期发生了变化，进行了短暂的开海。弘治时期，东南亚主要凭借的是民间走私贸易获得了大量的中国瓷器。《东西洋考》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从该条史料可以看出，沿海豪门巨室乘巨舰在海外进行走私贸易大致起于成化、弘治时期，从成化、弘治40年时间考虑，基本上每两年就有一起走私案件，实际发生的走私案件数量当在此数之上。15世纪40年代以后，一些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穆斯林，开始用自己的跨文化背景优势，积极开展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这些贡使在朝贡途中，恣肆贪暴，骚扰驿递，给明朝礼部官员留下了极坏印象，可见以“朝贡”为名，东南亚国家来华多是为了进行非法的走私贸易活动。而《皇明条法事类纂》就明确记载有成化年间景德镇窑瓷器通过走私贸易销往外洋的情况。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属于内陆之地，方敏等商人携货前往广州寻求走私贸易，主要是由于该地为景德镇窑青花瓷的生产地，瓷器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着江西的内陆商人前往中国南部沿海港口广州进行走私，浮梁县与中国沿海港口之间存在着市场网络。此外，在中国东南沿海沉船及遗址均发现有较多成化至正德时期的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如福建平潭老牛礁沉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香港竹篙湾遗址，广东上川岛遗址。这些沉船与港口的分布地远离当时明代官方指定朝贡或通商的大港，如福州港、广州港，而是靠近方便泊岸、地形隐蔽、易避官府巡查的走私型贸易遗址，说明这些遗址出土的民窑瓷器可能多用于走私贸易。其中竹篙湾遗址年代为明成化至正德时期，根据出土器物与利纳号沉船出水器有诸多相似点来看，它们可能是明中期面向东南亚进行走私的贸易港口遗址。
利纳号沉船的目的地至今成谜。《明实录》也记载，弘治十四年三月，中国江西、福建的商人，为了获取海外贸易利益，与爪哇国贵族串通，利用明朝发放的勘合底簿旧纸填写进贡物品，以朝贡为由，进行走私贸易。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与方敏一样，将景德镇窑青花瓷器运往东南亚地区，并且他们与爪哇贵族相互勾结，也很有可能收到了该地穆斯林商人的订货。1500年，少数服务于长途贸易的东南亚城市或被外国穆斯林统治，或在名义上由当地伊斯兰化的王朝所统治。这些伊斯兰风格的中国瓷器一部分可能被东南亚当地的穆斯林所购买使用，一部分可能通过15世纪末已发展到相当高水平的伊斯兰贸易网络运送至中东甚至欧洲市场。因此利纳号沉船的目的地可能也是位于东南亚的某一港口，再经由该地的穆斯林商人运往中东地区。其航线大致为装载中国瓷器和其他商品后，从广东的走私港口启航，途经中国南部，装运各种类型的陶罐，前往越南及泰国某港口，在那里装载越南及泰国生产的陶瓷，也曾经过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海岸，在那里得到锡锭和铜器，目的地可能是菲律宾群岛的穆斯林苏丹国、婆罗洲大岛或摩鹿加群岛。利纳号沉船上的瓷器供东南亚的穆斯林挑选消费后，最为精美及珍贵的产品会送往马六甲，在那里将货物出口到中东。
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中国沿海地区甚为发达的走私贸易环境和穆斯林商人构建的发达、顺畅的海上贸易线路，促使中国与东南亚、中东西亚的瓷器贸易持续发展。来自中国内陆重要瓷器产地江西的商民、闽粤沿海的商人、东南亚穆斯林商人及贵族、波斯阿拉伯商人以接力的形式架起了中国与东南亚、波斯阿拉伯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桥梁。这一时期的中国贸易瓷器将中东伊斯兰文化、东南亚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于一体，丰富了中国瓷器的文化内涵，其作为使者流传到世界各地，生动地展示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作者单位：钟燕娣，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
秦大树，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明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24VJXT018）；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项目“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历史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4VWBN008）；上海市“海洋考古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及传播”重点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论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本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院刊】版权归原平台及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方删除。
